今天我不想说那些有目的收红包的人。我只想说在正常行医过程中的“红包”问题。

我在给住院医师们讲课时常常说一句话：“没有拿过‘红包’的医生不会是好医生。”我说完后，往往全场肃静，大家不知所云。甚至有一次一个在场的领导远远地瞪着我，好像在说：你怎么这样教学生哪？！我的观点是有依据的，大家可以慢慢听。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尚往来”是我们奉行的理念。当我们家里面有点大事小情，常常需要邻里乡亲出手相助。之后，我们难免会摆宴答谢。在我小的时候，左邻右舍更是如此：今天你家帮我看看孩子，明天我家包了饺子给你家送去一碗；后天你家买白菜缺少人手，我家出手相助，大后天你家可能送来两包从外地带来的玉米花糖。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讲“礼”的国度，做了一辈子“为人解难”的医生，居然没有人来答谢你，岂不是悲哀？能说你是好医生吗？当然，我这个“红包”的范围很广，只要病人或者家属出钱而你收益的所有的一切，都应当算是“红包”，诸如一束花、一顿饭、一支笔、一面锦旗、一箱水果、一盒月饼……。

奥运会时，我曾是网球馆医疗经理。为了更好的做好奥运准备工作，奥组委在2007年举行了各个项目的模拟比赛，也就是“奥运测试赛”。网球团队也在同年8月份就组建，并开始进行培训。

网球的测试赛在2007年10月份举行。我们需在赛前到网球馆（位于北五环仰山桥）熟悉环境，设置医疗站点，安装设备。我忘记了第一次我带领30多人到网球馆去“踩点儿”的具体日期，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阴历八月十五。原因很简单，因为那天我也收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红包”。

也是一个SARS病人，叫李T,曾经在我们病区住院。她生产后8天因发热被诊断为“非典”，更加严重是她产生了短暂的记忆丧失。被隔离在病房里的她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双方都不知道彼此的情况。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帮助她联系上家属……

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人，每年八月十五都会给我送来月饼。今年她和老公又如期打电话来说要看我。我明白“看我”的含义，于是就说：“我被封闭在网球馆了，谢谢你们的好意。”

正当我和队友们在网球馆热火朝天地整理物品的时候，电话响了，是李T。她说：“我们到网球馆了，你在哪里？”

啊？她家不在北边，却专程开车跑到北五环。我赶快告诉了她我的具体方位。几分钟后，我拿到了一大盒包装精美的月饼。

这就是我们奥运团队在场馆的第一次中秋节聚餐。这盒月饼也是我收到的众多值得炫耀的“红包”之一。

我们为病人服务，病人满意以后可以对我们表示感谢。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感谢”被简单化了，由话语、物品变成了现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感谢”被固有化了，只要你来医院就必须向医生表示“感谢”。

感谢应当是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感谢我们是一定要接受的。只是，我们要用更好地服务来回报感谢我们的人。

    难道“大沿帽”就有那么大的特权？就可以“横行霸道”？而且当别人提醒他时，他还横这眼睛，似乎说：“你再按喇叭？看我怎么收拾你。”突然想起了几篇报道：法院的车里面可以伸出“临时工”高贵的脚，李双江儿子出事开的是“套政府牌照”的车，广州隧道撞死人的车是“假军车牌照”。我们是不是要问问，这些人为什么愿意套用政府车牌或军车车牌？就是因为这些车牌都属于“大沿帽”，他们就是有特权。

     城市管理人员被称为“城管”，治安管理人员是“警察”。我们这样一个以“祖国心脏”自居的城市，应该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然而，我们这些个别的“大沿帽”们的表现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不知道这些“首都”的卫士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他们怎么维护首都的形象和安全。

   有人要和他们理论，有人说要给他们曝光。在当时的现场，我能够感到的只有无可奈何，和他们计较值得吗？毕竟我已经过了冲动的年龄。突然想起了一位老朋友的提醒：“遇事要冷静，狗咬你一口，你不能回头咬狗一口吧？”

  在美国进修时，巧遇一来自台湾的退休护士。她退休后帮助政府做医疗“Quality Control”工作。和她聊天时，她说的一句话让我感到和意外：“在中国大陆做医生可不容易！”我问她：“在美国做医生容易吗？”她回答：“比中国容易多了，只要你把指南记住就行。”

  通过了解我才知道，美国的“指南”不是医生制定的，至少不是医生主动制定的，是而保险公司和病人权益之间平衡的结果。

  作为病人就诊费用支出单位的保险公司是医疗服务中的重要一方。换言之，在医疗关系中，以往我们只知道“医——患”关系，其实，我们现在是“医——患——付费（保险）”三方面的关系。作为付费方的保险公司希望能够最小数额地支付病人的费用，而病人希望得到最高层次的医疗服务，这个矛盾在任何医疗服务中都存在。大多数国家通过“保险公司”和“司法”进行平衡解决了这个问题。举例来说，如对肺炎病人，“病人的权益”规定必须进行血常规检查、X-线胸片检查，必须的治疗包括：抗生素、祛痰药物、退热药物等；然而保险公司则规定，这些病人不能做CT、磁共振等检查，不能使用上述药品以外的药物。如果因为病情的原因，你超出了“必须范围”，则需要加以说明，而且必须在病历记录上明确记录，否则保险公司拒绝付费；而如果你对病人检查不全，用药不当，病人可能控告你侵犯权益，你可能面临医疗官司。

  我们现在也开始实行“全民健保”了，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病人看病需要保险公司付费。保险公司会通过支付“合理的费用”来“费用控制”，特别会限制医生在开药、检查方面的自主权。DRG、单病种付费等等，其实都是随着第三方付费的实施而出现的。这些费用控制可能会导致医生使用便宜的药物，减少检查等，其结果可能损害病人的利益，甚至造成治疗效果的不佳或发生医疗意外。基于此，保险机构和病人维权机构就开始了谈判（当然参与谈判的双方都少不了医生的参加）。最终双方会就疾病的必须检查和必须治疗手段，以及完全不必须检查和完全不必须治疗的项目达成一致，这时候“指南”就诞生了。

  需要再说明的一点是：当指南诞生后，医生的医嘱和病程记录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要。医生们的工作方式也将发生改变。我曾问美国的一名医生为什么要写那么多记录。他回答我：“我不想因为任何一个病人丢掉我的房子和汽车”。

  这时候开车的人最害怕的是有人朝他的车走来。一种是卖房子发小广告的，让你心烦；另一种人就是老人——是要钱的。

  同情老人的境遇，适当地出手相助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中华民族敬老爱幼行为的体现。但是，这些年的种种经历让我对这样的同情怀疑起来。

  ××告诉我，一个在我们医院捡破烂的人在方庄买了一个两居室

  ××说：有一个老人在王府井常年乞讨，而他儿子却无所事事

  每个医院门口都有几个“嗑长头”乞求帮助的“就诊者”，旁边常常躺着一个“久治不愈”的病人。

 电视上说，×××老人常年在交道口碰瓷儿，最多一次讹了一个司机1200元，最后被判刑

  最关键还是我的一次亲身体验。一次，和同学们看电影，在两场之间去餐厅吃饭，看见一个衣衫褴褛，可怜兮兮的孩子。他大约有12-13岁，在用他那同样脏兮兮的小手向大家要钱。他说他有多么可怜，父亲母亲去世，自己在城内无家可归，希望“叔叔、阿姨行行好，可怜可怜我吧”。在屋就餐的每一桌人都或多或少的给了他一些钱。

  当我们吃完饭进入电影院，却看到了令我们吃惊的一幕——小孩子坐在电影院大厅的沙发上，潇洒地抽着烟。很多给过他钱的人开始气愤，指责。孩子却说了一句我们都无法辩驳的话：“我这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吃饭呀。”

  自此以后，小孩子要钱我不再给了。可是，老人……

   同情心还是应该有的，即使他后面有一双无情的眼睛，或者他身后有一个歹毒的身影，毕竟老人还是老人。

  走过来的老人没有直接向我要钱。他拿着一只鸡毛掸子，在我车窗子上面划拉了几下。这就算是为我服务了，我应该给他报酬。我摸了摸车门上的储物筐，没有纸币，赶快摸兜，因为我知道快变灯了。摸到一张纸币，是二十元钱。我给了他，因为变灯了。回来发了一个微薄，我说到：我既安心，又纠结。一个网友问我：如果你摸到100元就不纠结了。我说实话，如果真的摸到一百元，我一定不会给他，那留下的不是纠结，而是不安。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然而，更多的人似乎已经知道答案——医生拿了回扣。

  我绝对不否认有些医生靠“回扣”发家、致富，但我相信绝对不是所有的医生，更不能把这个现象归于医疗行业的启动作用。在医疗行业有太多的误区和悖论。最早的误区是“医生是救死扶伤的天使”，把医生从“人”的队伍中开除了，好像医生真的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突然有一天发现医生还要为生计而要求收入，这“真是不可思议”。其次，市场化使本来应当作为公益事业存在的医院也染上了重重的铜锈味儿。但是，在起初没有人注意到医疗服务的特殊性——我开单你付钱。这样的特点是最容易滋生不良习气甚至腐败的，现在我们开始品尝过去的“温床”酿造出来的“苦果”。其三，医疗服务体系不只是医生，这是一个事实。至少，制定价格、确定政策、药品招标、资格准入，等等，都不是医生，甚至医院能够有权利确定的。但这些因素同样影响着药品的价格，而且更加直接。医生影响的是不是“价格”，而是使用的“数量”。我们很多人只是单方面指责医生，这难免使这些工作在临床一线的人员感觉不公，更何况被左右的医生又只是医生群体的一部分。第四，在我们医护人员中，不乏为自己收入“不够高”而抱怨者。医生的收入到底多高才算合理？有人拿美国比，有人拿欧洲、香港比，即使是世界上不算富裕的印度的医生的收入也不低。人们把这个归咎于“体制”，归咎于对知识的不认同。但是，我们也要和我们的社会平均水平比，和美国医生的保障体系比。美国医生的收入高，并不是在一家医院得到的收入，是多点执业的产物；而且，美国的医生退休后没有养老金，需要自己购买养老保险这也是事实。

  由此看来，医生是“公益服务”的执行者，医生也是人；医生应当得到尊重和收入，但到底应当从哪儿拿，拿多少？当有些人把医生的工作与“钱”紧密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论是哪个人群都难以理解。说医生收入高的人难以理解，说医生收入低的人也难以理解。

  我认为，医生最终必然定位在一个社会公益性的位置上，医生的收入是国家以及国民对其劳动和付出给予的合理、合法的回报，不应该是从每一个被服务对象腰包里面掏出来的现金。病人在医院的支出，应该是对国家提供的医疗服务（包括医生的和设备、设施的）资源的补偿，不是给医护人员的劳务。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医生和病人都感觉到心理的平衡。有人认为医生的收入低，所以药厂可以用药品销售的费用直接进行补偿（回扣），这是对医生的收买，其结果是干扰医生的正常临床思维和临床行为，造成药物的滥用。但是，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这样的行为起源于何方？是医生索取而公司不得不而产生的费用，还是相关人员和机构先定出高额的价格，然后分出一杯羹来收买那些嗜钱如命的医生，以达到扩大自己产品用量的目的。尽管“鸡与蛋”的关系是无法说得清的，但这里我敢说是后者，即先有的十二块定价，而后有“40%”。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一味把所谓“虚高”的责任归咎于全体医生，一个职业群体？我们也希望对医疗行业中的不法行为严格制止、查处。但对医疗行业以外的所有不良行为也应该加以调查，并认真处理。如果把这样一个100%的虚高的因素归因于一个40%的群体，这显然是不公正，也不能服众的。

    今天就这个事件接受了北京电视台“7日”栏目的采访。面对众多网民的指责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因为我们毕竟没有“见”，所以谈不上“不救

”。然而，毕竟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是医疗体系中的一员，也是急诊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一员，我也的确为我们的体系而感到悲哀。

   谈到体系，除了急诊医疗服务体系，其实我们很多“公共体系”都不完善。其中，在这里我更想说的是中国的“公共系统”的不完善。所谓公共系统是在没有人能够界定事件应当有谁来处理，或者是即使明确有人可以负责，但责任人不能及时到位时公众的反应组成的系统。就像这样一个简单的车祸，引来那么多的指责，正是这个体系不完善的结果。

    在急救车（责任人）到达之前，在场的好心的市民到底应当怎么做？他们实际在做什么，以及他们能做什么？的确，有市民拨打了120电话，有市民来到协和医院求助，最后，有市民来医院借了平车把病人送到医院。

    现场急救既是观念问题，也是技术问题。所谓观念是：市民应当成为急救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一员。在发达国家，都会有5～10%的市民接受过基本急救技术的培训。他们被称为“First Responder”，我们翻译成“第一反应者，或第一急救员”。因为任何意外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永远不是医护人员。可能是市民，可能是消防队员，也可能是警察。有时单纯等待医疗救护人员到场，会使伤病人员失去被救治的机会。所以说，急诊医疗服务体系（EMSS)是有三部分组成：经过培训的市民（包括警察、消防队员——当天警察就在现场）、院前急救和医院内急诊科。三个方面各司其职，组成一个快速反应体系。

    所谓技术问题是在现场处理上是有技术要求的，首先是对伤员病情的判断，然后是现场急救四大技术：止血、包扎、固定和转运。

   在这个现场哪怕有一个人有上述的观念和技术，事件的处理可能会变得更加从容，不至于让一个伤势很轻的姑娘在马路上躺40分钟。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大家同情女孩，还不如说是在指责系统。

    再次，我认为，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虽然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人文关怀上却在大幅度的后退。试想一下，大家不出手援助的原因，可能还不止是不会救，或者不知道怎么救。女孩相信现场的人对他的救援吗？救援的市民有没有怕“被讹上”的疑虑？

    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但愿下一个意外现场出现的不只是指责，而是实质性的帮助。

有一位朋友，近来心情特别郁闷，以至于出现身体的很多不舒服。来检查却发现什么都很正常。闲聊之余，我感觉到她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使她“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以至于影响到身体的感觉。我安慰她，不要这样，应当“笑对人生”。当她听到我对待死亡的态度是“顺其自然”的时候，她问我：“你不怕死吗？”。我说：“你怕，不一定不死；你不怕，不一定死”。她又问我：“你怎么这么乐观哪？我就做不到。”我说：“世界多美好呀。”她说：“是呀，所以我怕死呀。”

说的有道理，我无法回答了。

面对美好的世界，人们表现出了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行为、举止。因为世界美好而珍惜生命，这是很多人的表现之一。他们生怕有意外让他们远离这个充满生机和乐趣的世界。他们传承了道教的理论和实践，在努力养生，努力感觉着身体某处的细微变化，生怕患上“不治之症”。结果他们制造出了很多“臆想”出来的症状。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体察自己身体上，把大量的时间放在看医生上，把大量的金钱放在保健品上。但他们此时并没有精力、时间来体会他们认为美好的世界。他们无暇欣赏晨曦与晚霞，他们无法体味春华与秋实；他们不会感受离别与欢聚，他们也不能品味失败与成功。他们就想着一件事——如何长生不老。就像一个作数学的孩子，咬着笔头在想：“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一样，他已经偏离正常做事的轨道。

热爱生活、热爱世界是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应当提倡的，但如果过分关注生命的长短就可能导致我们“本末倒置”。有人说：“我们无法把握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把我生命的宽度”。这是我及其赞成的观点。作为一名急诊科医生，每天我们都面临着生、老、病、死。正因为这样的环境，让我更加体会到人生的不可预见性和短暂。生与死的交替常常在几分钟内完成。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当“珍惜生命”。既然我们不知道死后我们去了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何不多花点时间、精力来欣赏身边的世界？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体会自然的美好，去感受亲情的安慰，去体验成功的喜悦。

如果说人从生到死的过程的起始和终点没有什么区别的话，我们比较的恰恰是每个人这个过程的不同，而我们应当珍惜的也恰恰是这个过程带给我们的经历。

在网上粗粗的搜索了一下，有关“医闹”的报道不计其数。卫生部在2006年就决心坚决打击医闹。作为一名在急诊科工作23年的医生，我很反对有些上级医师这样指导下级医师：“上班时应当找一个有窗户的诊室，并且要背对着窗户。这样如果有病人打你，你可以跳窗户逃走。”这是多么可笑的“教诲”。但是，株洲市第二医院急诊科的医生就是因为没有遵从这样的“教诲”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六名医护人员被打，其中三名医护人员被扣为人质，为死者烧纸钱。原因也很简单，是因为病人注射破伤风抗毒血清过敏死亡。

医疗作为一个特殊行业，从来就倍受关注。政府把它看成是公益事业的一部分；老百姓把他看成是保证健康的场所。但是，这也是某些人大发其财的地方。有人公开说：要致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这些人太了解医疗了。医生本身也是人，没有预见性，只能根据自己五至八年所学的知识以及自己的临床经验帮助判断。这种判断中间一定会出现误差。这些人就利用这样的误差大做文章，谋取私利。即使不是蓄谋已久的，很多人也会在自己医疗目的没有达到的情况下设法索取一点经济利益。这甚至可以说是现在医疗的“浅规则”之一。这样事件的发生源于我们的宣传，医生是强势群体，要忍让；病人是弱势群体，理应得到补偿。

在正常就诊的时候，病人是“弱势群体”这是事实。所谓弱视，是说病人在寻求医生的建议和指导。病人有理由完全听从医生的，自己并没有决策的能力。但是，试想一下，如果病人都能懂得自己的疾病，知晓如何诊断、治疗，社会上就不会有医疗行业，医生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医疗行业的出现，正是为了帮助广大群众解决这样的“弱势”，通过健康教育使他们了解人体，了解健康，了解人生；通过医疗行为使他们保持健康，维持生命，提高生活质量。这支有600万人的“强势”群体在为全国14亿人的“弱势”群体承担着健康卫士的职能。而这600万也是14亿“弱势”群体中的一个分子。

近年来，关于病人是“弱势”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医疗服务“公益性”、“优质性”的声音越来越强。但是，保障医疗环境、保障医护人员合法权益，甚至人身安全的声音却完全听不到。病人“告大夫”，医生就一定要道歉；病人“闹医院”，医院就一定要赔偿。即使医院、医生完全没有错误，也要做“人道主意赔偿”。这样的制度，“安抚”了民心，却鼓励了“医闹”。我们有没有想到，当我们容忍，甚至纵容一个“医闹”的时候，却是在伤害着广大群众的利益，因为医生的“自保”，医生的“逃避”，也因为医疗设施的破坏和医疗资源的非法占有。

在公益行为面前没有“强者”与“弱者”的区分，大家都是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非专业人群服务。在火车上，乘客没有掌握速度与方向的权力，我们没有说乘客是弱者；在餐厅，就餐者不懂的如何烹饪，我们没有说就餐者是弱者；在商场，顾客没有定价的权力，我们没有说顾客是弱者；在学校，学生没有左右自己的权力，甚至不能保证考上大学，没有人说学生是弱者。为什么偏偏到了医疗服务就出现了强者与弱者的区分？这种区分已经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强肉弱食”。其结果不但大大地伤害了广大医护人员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也潜在地给医疗带来了隐患。首先，病人到医院来购买的是医生的建议和技术，然而，医生为了避免“秋后算账”自缄其口，和病人打起哑谜。病人如何能了解来医院的目的和真正利益？其次，医生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病人，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挨打”和“受侮辱”，他怎么能有荣誉感和使命感，又怎么能全心全意地为病人服务？再次，调查一下现在的医生，有多少人愿意让自己的后代步自己的后尘，成为医生？也许未来的病人比我们现在更加可悲，因为虽然不少药，但却更加“缺医”，至少缺少医学“世家”。

医生要求的并不高，他们并不要求成为“强势”人群，他们只要求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要求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要求安全不受威胁，要求人格不被侮辱。只有这样，医生才能安心地为全社会的病人服务。

       550万元天价药费事件将医疗服务和医疗价格的矛盾推到了顶点。医护人员和其他社会人员（病人、家属、媒体）各执一辞。550万元的费用并没有“买到”病人的生命。由此，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费用与质量间是否有平行关系？”

       传统的经商理论认为“一分价钱一分货”，而近年来对医疗机构的要求是“以最低的价格，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两者的反差之大导致了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之间出现了矛盾。虽然大家都在医疗费用上作者文章，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先提供服务还是先算计钱，所提供的服务是否物有所值。我们应当提出的论点是：提供优良的服务，收取合理的价钱。

       2005年的医院管理年指南将医疗费用列入了六个质量考核项目之一，明确提出了“严格费用管理，杜绝不合理收费”要求。

       多方面因素决定着医疗费用，其中包括：政府的定价、医院的设备条件的改善和新技术的采用、医生的取向、患者和家属的意愿以及厂商的促销活动等。医疗费用的承担主体也有几个方面，包括：医疗保险、单位集体、商业保险机构、患者家庭等。尽管医生在医疗费用的产生中起的作用并非惟一的，但是在医疗费用的合理与否方面的作用却是决定性的。这种合理的定义就是费用与病人的病情相符合。费用决定着医疗水平和医疗质量——好的医疗设备，好的药品的确可以产生相对高的诊断率和治愈率。同样的诊断率和治愈率的情况下费用本身就是质量。高额的费用往往意味着检查和药物的滥用。这种病情与费用的不相符是目前医患纠纷产生的最常见原因之一。

控制费用不等于不要收费。但是，作为医护人员，我们必须摆正费用和医疗服务的关系。也就是说服务在前还是费用在前的问题。“由于没有钱医生拒绝治疗”是医德所不许的。同样，小病大查、小病大治也是医德所不许的。

       首先，我们要到医院的废品收购站“偷”注射药的包装盒，因为只有这些包装盒的纸壳能用于制作“啪唧”，而大包装盒的纸壳（中空的）不能用。其次，我们要想办法“偷”一只钢锯锯条，然后自中间斜向掰断，用砂轮和磨石打磨成一把尖刀。这把尖刀既是我们继续“偷”原料的工具，也是随后制作模具的工具。接下来，我们要到有橡胶的地方，如轮胎仓库，找到没有纤维的橡胶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潜入那里，用尖刀割下一块橡胶（我们成为‘皮子’）。回到家中，开始制作模具。方法是找到一本白描的小人书，选出来自己欣赏的人物，如三国里的英雄，关公、张飞、曹操等，把他们的头像画在橡胶上（自己画），然后用尖刀刻出来人物图像的模具。用模具在“偷来”的纸壳上印出图画，剪下来后就是所谓的“啪唧”(土洋画）了。

       回想起来，我们当时玩儿的游戏似乎都离不开“偷”。制作冰车需要偷三角铁，粗钢筋；制作火药枪需要偷自行车链条、八号铁线；制作鞭子需要偷轮胎内的丝线，等等。没有现成的工具和原料使孩子们养成了“偷”的习惯，但也正是没有这些物件，也养成了那时的孩子们的思考和创造的能力。当然，现在的孩子们没有必要“偷”了。我也成为孩子的父亲了，也不会让我的孩子去“偷”。但回想当年偷来的游戏，还是感觉非常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