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也不敢这样绝对，也许真的有医生因为红包改变自己的思维或行为，那一定是他作为医生的德性已经改变在先了。这样的医生不仅仅会“收”红包，而且会不择手段的让病人“送”红包。

今天我不想说那些有目的收红包的人。我只想说在正常行医过程中的“红包”问题。

我在给住院医师们讲课时常常说一句话：“没有拿过‘红包’的医生不会是好医生。”我说完后，往往全场肃静，大家不知所云。甚至有一次一个在场的领导远远地瞪着我，好像在说：你怎么这样教学生哪？！我的观点是有依据的，大家可以慢慢听。

    在路上因为点什么原因，偶尔挡住别人的去路，非常正常，只要随后让开就行了。没有及时让开也很正常，因为你没有注意，当别人提醒你，你马上让开也就行了。但是，我连续两天看到挡路不避让，而且很蛮横的现象，两个人都是戴“大沿帽”的，一个是城管，一个是警察。

    难道“大沿帽”就有那么大的特权？就可以“横行霸道”？而且当别人提醒他时，他还横这眼睛，似乎说：“你再按喇叭？看我怎么收拾你。”突然想起了几篇报道：法院的车里面可以伸出“临时工”高贵的脚，李双江儿子出事开的是“套政府牌照”的车，广州隧道撞死人的车是“假军车牌照”。我们是不是要问问，这些人为什么愿意套用政府车牌或军车车牌？就是因为这些车牌都属于“大沿帽”，他们就是有特权。

  我们很多专家在热衷于制定指南，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哪个指南具有强制性。也许专家们认为“指南”是为本专业指出前进方向的，是指路的明灯，而参与指南制定者自然是“领袖”。

  在美国进修时，巧遇一来自台湾的退休护士。她退休后帮助政府做医疗“Quality Control”工作。和她聊天时，她说的一句话让我感到和意外：“在中国大陆做医生可不容易！”我问她：“在美国做医生容易吗？”她回答：“比中国容易多了，只要你把指南记住就行。”

  通过了解我才知道，美国的“指南”不是医生制定的，至少不是医生主动制定的，是而保险公司和病人权益之间平衡的结果。

  下班回家的路上，在等待红灯转变成绿灯。

  这时候开车的人最害怕的是有人朝他的车走来。一种是卖房子发小广告的，让你心烦；另一种人就是老人——是要钱的。

  同情老人的境遇，适当地出手相助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中华民族敬老爱幼行为的体现。但是，这些年的种种经历让我对这样的同情怀疑起来。

  ××告诉我，一个在我们医院捡破烂的人在方庄买了一个两居室

  ××说：有一个老人在王府井常年乞讨，而他儿子却无所事事

  每个医院门口都有几个“嗑长头”乞求帮助的“就诊者”，旁边常常躺着一个“久治不愈”的病人。

 电视上说，×××老人常年在交道口碰瓷儿，最多一次讹了一个司机1200元，最后被判刑

  最关键还是我的一次亲身体验。一次，和同学们看电影，在两场之间去餐厅吃饭，看见一个衣衫褴褛，可怜兮兮的孩子。他大约有12-13岁，在用他那同样脏兮兮的小手向大家要钱。他说他有多么可怜，父亲母亲去世，自己在城内无家可归，希望“叔叔、阿姨行行好，可怜可怜我吧”。在屋就餐的每一桌人都或多或少的给了他一些钱。

  昨天开始在微薄上热议关于药品价格虚高问题，原因就在于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个调查结果。调查发现，国产很多药品的零售价格是出厂价格的数十倍至上千倍。这样的一个事实是谁也接受不了的，中间的差价哪里去了？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然而，更多的人似乎已经知道答案——医生拿了回扣。

  我绝对不否认有些医生靠“回扣”发家、致富，但我相信绝对不是所有的医生，更不能把这个现象归于医疗行业的启动作用。在医疗行业有太多的误区和悖论。最早的误区是“医生是救死扶伤的天使”，把医生从“人”的队伍中开除了，好像医生真的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突然有一天发现医生还要为生计而要求收入，这“真是不可思议”。其次，市场化使本来应当作为公益事业存在的医院也染上了重重的铜锈味儿。但是，在起初没有人注意到医疗服务的特殊性——我开单你付钱。这样的特点是最容易滋生不良习气甚至腐败的，现在我们开始品尝过去的“温床”酿造出来的“苦果”。其三，医疗服务体系不只是医生，这是一个事实。至少，制定价格、确定政策、药品招标、资格准入，等等，都不是医生，甚至医院能够有权利确定的。但这些因素同样影响着药品的价格，而且更加直接。医生影响的是不是“价格”，而是使用的“数量”。
……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段视频，内容是一个女孩在东单大街被一辆公共汽车刮倒，周围的市民为她呼叫急救车，40分钟还没有到位，大家开始焦急、不耐烦，进而导致了对急救体系和医疗服务的指责。因为伤员在离协和医院很近的大街上，所以有人认为协和医院“见死不救”。

有一位朋友，近来心情特别郁闷，以至于出现身体的很多不舒服。来检查却发现什么都很正常。闲聊之余，我感觉到她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使她“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以至于影响到身体的感觉。我安慰她，不要这样，应当“笑对人生”。当她听到我对待死亡的态度是“顺其自然”的时候，她问我：“你不怕死吗？”。我说：“你怕，不一定不死；你不怕，不一定死”。她又问我：“你怎么这么乐观哪？我就做不到。”我说：“世界多美好呀。
……

网上看到株洲市第二医院急诊科被病人家属夷为平地，应当为病人服务的门诊大厅变成了个人家硕大的灵堂，心理感觉到阵阵酸楚。医疗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是面对“生与死”的工作。解除病痛是你的职责，生命丧失是你的罪过，没有表扬和赞许，只有要求和指责。这样的工作谁愿意做。急诊科、门诊是医疗工作的场所，是为广大患者服务的。然而，只要你有胆量、有“魄力”你就可以占有，不管这时候是否有其他人就诊或抢救。只要我“愿意”，医生就可以变成我家的“私有财产”，受我的指挥的调遣。我想问，这时候在急诊抢救的病人，在门诊就诊的病人现在应当去哪儿看病？他们的生命应当由谁来保障，他们的病痛应当由谁来解除？

         看到网友谈到“洋画”，也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玩儿的一些游戏。和现在孩子们用钱买来的现代化相比，我们的游戏大多数偷来的。
       我小时候生活在东北。东北的孩子把“洋画”称为“啪唧”，因为大家用手拍，声音就是“啪唧”。与北京孩子玩儿的“洋画”不同，我们的“啪唧”是自己制作的，从原料的采集，图画的设计到成品的制作都需要“自力更生”。